民国初年，宋教仁之死引发了第一次南北战争。宋教仁满腔热血，满腹经纶。

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坐上临时大总统的宝位之后，孙中山和黄兴就退居二线了，而宋教仁却在数月之内，把国民党缔造成为第一大政党。通过议会选举组成国民党内阁，也是指日可待。

宋教仁本人正为竞选内阁总理而奔走演说，他的演讲中还预言，袁世凯或许有背叛民国的一天，形势对袁世凯是不利的。就在这个当儿，宋教仁被暗杀了，而且身死的当日就查获了凶手，查出与凶手密电来往的正是赵秉钧。

此人是袁世凯任命的总理，为袁世凯组建了近代中国第一支警察，对袁世凯为唯命是从。本来国民党对袁世凯多少还抱有点幻想，现在则是接近于绝望了。

宋教仁死后的第三天，191年月5日，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当晚来到了黄兴的住处，与黄兴、陈其美、戴季陶等人长商讨对策。大家都认为要挽救民主共和，就必须扳倒袁世凯，但是对于究竟如何才能扳倒袁世凯，则是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黄兴主张暂时应该采取法律途径来解决，现在案件正在侦破当中，民国既然已经成立了，法律也是有效力的，如果不行的话，再暗杀袁世凯。

孙中山是一向不认可暗杀的，对于法律解决也不以为然，他说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无法律所能够解决的，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孙中山此时对于袁世凯已经不抱幻想了。

黄兴还是反对，他为人本来就很谨慎，又是长期处在武装斗争的第一线，带着不成熟的新军，打了多次败仗，他对于武力倒袁很悲观，认为虽然袁世凯有独裁当皇帝的这个迹象，但是这个迹象毕竟还不显着，不为天下人所认识，加上南方的革命军战斗力弱，如果发难，必然毁坏大局。

黄兴的这一席话正点中了关键的事实，只要应对得好，武力倒袁就有希望。

孙中山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宋案的证据既然已经确凿，人心激昂，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即逝，后悔也来不及了。孙中山的观点鲜明反映了他乐观激进的性格，他的口头禅是“天命无常”、“有志竟成”。

对于军事力量的薄弱，孙中山其实也明白，他的解决之道是，应该借助日本的力量反袁，他认为日本人帮助哪一方，哪一方就会胜利。黄兴表示反对，认为革命党与袁世凯的斗争是中国的内务，现在外国势力虎视眈眈，不便乞求外援。

宋教仁的宪政理想

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188年宋教仁出生于湖南桃源，1899年入漳江书院求学，190年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学习。此时的宋教仁开始议论时政，渐萌革命思想。1904年月，宋教仁与黄兴、刘揆一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宋教仁被推为副会长。1904年11月，因反清起义一事泄露，宋教仁被迫逃亡日本，入东京政法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在此期间，系统而深入地学习了西方先进的宪政思想。

1910年冬，宋教仁回到上海，担任《民立报》主笔，用“渔父”或“桃源渔父”作为笔名撰写稿件，批评时政，分析国际形势。对于清政府的立宪主张，宋教仁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虚假的面纱”。宋教仁认为清政府不可能真正搞立宪，因为清政府无法做到立宪国家的一个基本要求——国民权利义务平等。《宪法大纲》中规定官员任免权由君王垄断，议员不能干预。宋教仁认为这种说法荒谬至极，与宪政思想更是背道而驰。

1911年4月，宋教仁到香港参加广州起义的筹备工作时，起草了大量的文告和法律文件，体现了他想要将所学的西方各种政治制度与中国现实融会贯通的努力。在《论都察院宜改为惩戒裁判所》一文中，宋教仁写道：“今后吾国政治变革，结局虽不可知，然君主制政体必不再许其存在，而趋于民权的立宪政体之途，则固事所必至者。”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主张实行英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在草拟《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和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将其一贯主张的责任内阁制思想贯彻其中。

唐绍仪内阁夭折后，宋教仁把教训归结为内阁成员组成的复杂。“国务院无全体一致，志同道合，实行大政方针之精神”，恃其“建立统一国家，岂非缘木求鱼乎？”

宋教仁认为当时的内阁有名无实，如不能建立起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制，议会政治乃至一切都无从谈起。将来的“政治大权应归内阁；而必须由本党以国会多数派来组织，才能根据约法发挥责任内阁制作用，使国家走上民主政治的正轨”。

因此，宋教仁退出唐绍仪内阁后，便以在野身份全力致力于政党活动，积极联系其他政见相近的政党，组建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当时国内的第一大党，最终在国会大选中以绝对优势的票数成为议会中的多数党。

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主要是想限制大总统的权力。当时袁世凯必定成为总统，若实行总统制，政权则完全掌握在袁世凯手中；若实行责任内阁制，政权将集中于内阁，革命党人还有机会通过议会竞选来控制内阁。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也想借此排除旧官僚在新政府中的势力。他希望凭借责任内阁制，将中央政府的实际权力牢牢掌握在革命党手中。

191年月0日，宋教仁被刺身亡，他实现责任内阁政治的理想也随之破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