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昌起义发生后几个月的时间里，苏、浙、沪联军的异军突起并攻克南京，给了武昌首义的革命党人以极大的政治压力。武昌和上海两大革命中心，从一开始就产生了意见。黄兴本人对于上海方面的同志推他为大元帅非常谦让，一再地恳辞，随后折中意见是在1911年1月17日改选——推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

黎元洪因为驻军武昌，不能前往南京，改由黄兴以副元帅身份代行大元帅职务，黎元洪和黄兴之间未必有很深的个人芥蒂，但武昌方面的革命集团与上海方面的革命集团，彼此却互有成见，袁世凯就得以利用了。袁世凯受命为钦差大臣的那一天，就决定给革命军一点颜色看看，他的部下冯国璋秉承他的旨意，向武汉发布了总攻击令。

10月8日，北洋军沿铁路线向刘家庙反攻，经过一天的激战，占领了刘家庙、大智门。10月9日，冯国璋猛攻汉口，下令炮兵轰击市区。人烟稠密的汉口市陷于熊熊火海之中。南方捷报频传，袁世凯踌躇满志，离开了他“息隐归田”的故乡洹上村，启程南下，在湖北孝感的萧家港扎下了前线指挥所。

袁世凯住下来的第二天，冯国璋就攻下了汉口，事实上在袁世凯出山之前，早就有了一套两面三刀之计，他既为“督师”，前方将士不打胜仗，清廷能看中他吗？

革命军能把他放在眼里吗？所以他必须封官悬赏，鼓励冯国璋等北洋将士为他卖命，给革命军一个下马威，显示他的威风，显示他的实力。另一方面，他并不想击溃革命军，消灭了革命军，这叫做“养敌自重”。上上之策，莫过于一方面利用清廷对付革命军；另一方面利用革命军对付清廷，打下汉口后，袁世凯下令停止进攻。三天之后，11月5日，清廷御前大会，决定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十天之后，袁世凯组成了清政府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的“责任内阁”。

载沣解除了摄政王的职务，退归藩邸，毓朗解除了满族军咨大臣的职务，交出了禁卫军的指挥权，由徐世昌接任。民政部大臣由号称袁府“师爷”的赵秉钧升任，军部大臣由号称“北洋三杰”之一的王士珍担任。至此，清政府的军政大权为袁世凯所控，甚至紫禁城的警卫也归了袁党。

袁世凯的“责任内阁”

孙中山将大总统之职让给袁世凯，条件是要袁世凯施行责任内阁制，这是为防止袁世凯当权后**。责任内阁制系以内阁代元首对国会负责，总统必乐居虚尊之位。但袁世凯手握兵权，一贯专横独断，绝对不肯甘居虚位。北京政府的所谓责任内阁，在袁世凯的手里如同玩偶，半年之内竟然换了三个内阁总理。

第一任内阁总理是唐绍仪。袁世凯虽然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是他从来不相信民主共和。他之所以和同盟会妥协以及承认共和制度，只是权宜之计。一旦达到目的，袁世凯就不择手段地扩大个人的权力，追求专制独裁。袁世凯将同盟会视为最大障碍，要加以彻底清除。可是内阁总理唐绍仪不完全同意他的想法。

唐绍仪认为要巩固北洋集团的统治地位，非诚心与同盟会合作不可。唐绍仪试图在袁世凯和同盟会之间扮演调和者的角色。为此，他有意实行责任内阁，规定每周会议三次，每星期一、三、五会议，二、四、六各国务员谒见袁世凯。

为了打击唐绍仪，袁世凯唆使内务总长赵秉钧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出面抵制唐绍仪。赵、段等人在国务会议上反对划清总统府及国务院权限，主张事事奉令承教于大总统；反对国务院为有机之组织，主张国务员单独行动。

唐绍仪愤而辞职之后，袁世凯任命陆征祥为代理内阁总理。陆征祥仅仅坚持了三个多月，便匆匆辞职，因为袁世凯的霸道行径常常令他十分难堪。第三任内阁总理是赵秉钧，完全成了袁世凯的传话筒，连赵秉钧自己都说：“不过因为缺少一件东西，故用我这个竹竿子撑撑。”

至此，责任内阁制已经完全变成了总统制，仅仅时隔半年，孙中山试图用宪法形式约束袁世凯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已经成为一纸空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