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的媳妇翠英出走快十年了，原来蹒跚学步的孙子已经锨把高了。这么多年，共产一直在千方百计地打听着翠英的下落，一直杳无音信。他在压抑苦闷中，依旧遵循着父子纲常，老六抽着旱烟，他明白了儿子的痛苦。分家的时候，他和共产一起生活，从来不下厨房的他，开始学着做饭。共产对媳妇依旧一往情深，心里容不下其他女人，加上附近的人知道老六的家法，本来有心撮合共产再婚的人都退场了。
共产的性格慢慢地变了，变得少言寡语，看人总是愣愣的。他在痛苦的旋涡中挣扎着，在辗转反侧中想起翠英，在饥渴和欲望的横流中不断粉饰着媳妇，最后将问题的根源归结到父亲的身上。他开始瞪着眼盯着父亲，不顺心时呵斥几句。一天回家，他端起饭碗，拿起筷子吃了一口，忽然平白无故地将饭碗摔在地上，抄起扫把，捶打着老六的脊背。
老六蹲在锅台前，看着地上的碎碗，默默弯下腰捡了起来。共产突然走到他跟前，腾地跪下来，扇着自己的脸，向父亲认错。隔了一段时间，他又重复着瞪眼、呵斥和捶打父亲的套路，他边打边说：“如果你当初没有那么多事，不在下面煽风点火，我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老六举起双手，放在头顶，护着脑袋，弯着腰，趔着身子，忍着疼痛说：“共产，只要你心里舒服一些，你就打吧！你看我还能活几天？”
一句话，他将共产说得跪在地上，捶胸顿足，又开始哭着向父亲检讨了。
隔壁的人听到共产在家里打老六，都在心里可怜和同情他。无论在家里咋样，他依旧蹲在门前的碾石上，抽着旱烟，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听到桥头有人喊叫：“保长回来了！”
老六蹲在石头上的腿闪了一下，差点从碾石上跌落下来。他叹了一口气，慢慢地从碾石上下来，将烟锅插在背后的腰带上，背着手晃着臀，默然地回家了。
俊明坐在门前的躺椅上，在树荫下看报纸。志发骑着车子经过，转过头说：“叙伦回来了，在桥头和村里人扯淡哩！”
俊明扶在玉石枕头上的手哆嗦了一下，他摘下石头镜，站起来，侧耳听着西边桥头的喧嚣声，收起躺椅，走进家门，将头门带上。他站在院子的树荫下，看着墙角的灰灰菜，想起了他与叙伦的往事。他怕叙伦将自己的历史抖搂出来，翻过来一想，如果他出面，给自己做个证明，自己历史上断开的部分就会连接起来，在同学的帮助下，说不定自己还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
叙伦好不容易回到叙德家，自家原来几进几出的院子没了，他在院子走了一圈，看到原来的老树，他走上前摸了摸。到了叙财家，看见柜子上面父母的遗照，他嗵地跪下来，失声痛哭，不住地磕头。在两个弟弟的搀扶下，他抹着眼泪站起来，院子来了一帮老人，他走出屋子，和大家打招呼。几个侄子听说伯父回家了，纷纷从田里回来，跑过来跟伯父打招呼。看着几个侄子，他的心情平复了好多，和大家坐在院子聊着天，就像老父亲当年和自己几个兄弟聊天一样。
叙伦走到后院的老椿树下，手在树上拍了几下，他感到椿树比自己幸运，它见证了他们家几代人的成长，不受天灾人祸的滋扰，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尊者一样，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他伤感地回过头，看见叙德站在身后，搓揉着面颊，叹了口气问：“你嫂子最后咋的啦？”
叙德愣了一下，摘下嘴上的烟锅，迟疑了一会儿，走前两步，在哥哥耳边说：“你走了，嫂子服侍两位老人好几年。后来，公社派人不允许为地主家守节守寡，她娘家也催促她再嫁，她就改嫁了。”
“这样好！不然这一身的情债，我这一辈子都还不清。”叙伦放下手，抬头看着树冠上支离破碎的天空，他默然地噢噢了两声，无奈地点着头，茫然苦笑着。他看着屋檐，又说：“下午，替我买一些纸扎，我要到二老的坟前拜祭一下。”
老五在壕里拔了一捆新蒜，用绳子扎起来，他提着蒜来到叙财家。定邦正在门口抽烟，看见他，将叙伦叫了出来，指着老五问：“你看这是谁？”
叙伦眨巴着眼睛，不断拍着头，晃了几下，突然快步走上去，拉着老五的胳膊说：“陈家老五，几十年没见，咋成了这个样子了！”
老五将屁股后面的蒜捆拎到前面，眯着眼睛，打量着叙伦，笑着说：“你回老家了，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人，见了就亲热。人家都说蒜能换水土，这是我自己种的新蒜，尝尝，看能不能找到年轻时的感觉！”
叙伦高兴地接过蒜，掰下两个蒜瓣，撕开蒜皮，咔嚓咬着，眼泪辣得流了出来，他依旧哈着气直呼：“好吃！够劲！”
叙伦穿着叙财的孝服，到父母的坟前，后面跟着两个兄弟，点上蜡烛，焚着纸扎。他跪在坟前，大声痛哭了一场，哭音间一连串的呜呜声，那是另一种与逝者的对话，诉说着自己悲凉的经历。两个兄弟跪在边上，哭泣着劝说着，将他搀扶起来，他们顺着田埂，默默地回到家里，偶尔追忆着父亲生前生活的片段。
吃完晚饭，一大家子都过来了。叙伦打开自己的包，给每个人发礼品，又给了两个弟弟一些钱。一家人追忆着家族往昔的辉煌，念叨着父母生前的逸事。俊明草草吃完饭，他在自家门前转悠着，他估计叙伦这个时候肯定和一家人在一起，自己过去过于唐突。转念一想，他觉得事情急迫，不去又不行，在内心估摸着叙伦家里的进展。回到自家院子，他在墙角拔了一捆灰灰菜，拎在手里，来到三队东头，看见叙财家里的人陆续出来了，他慢慢走了过去。
俊明进了叙财家的门，叙德在院子对着屋子喊道：“哥，俊明来了！”
叙伦走出来，看见腰板挺直的俊明，拉着他的胳膊连说他没有太大的变化。俊明走进屋，用夹着香烟的手指着电灯，笑着问：“再看看，有没有变化！”
叙伦给他发了一根雪莲香烟，俊明贴在他耳边说：“你知道为啥变化不大？那是因为咱从小就不爱劳动。”
俊明拎起灰灰菜，对叙伦说：“你看这是啥？”
叙伦掐了一片嫩叶，闻了闻说：“小时候我们一起在地里挖的灰灰菜。”
俊明看了眼叙德说：“我跟你哥到门外聊一聊。”说着将叙伦拉到大门前的杨树沟，蹲着将事情说了一遍。
叙伦笑着说：“这事没问题，你看该咋弄，我听你的！你这样的老干部，早该落实政策了！”
俊明没有想到叙伦这么痛快就应承了下来，心里的石头一下子落地了。心想这就是自己在延安学到的变坏事为好事：有些事表面看是坏事，只要你肯想办法，通过运筹，就可以将事情的方向翻转过来。
躺在炕上，叙伦想到了老家的媳妇。原来的房子不见了，按着位置和方位，这间屋子可能就是当年自己新房的所在地。见到了村子一帮老伙计，他兴奋异常，他深深被几十年离家又重归故里的乡情感染了。他和定邦、老五及麻娃逛一次镇上的集市，又在他们小时候一起躲猫猫的壕里转悠了半晌，他们蹲在壕岸上，感叹年华已逝。他让人传话给自己原来的媳妇，说自己从新疆回来了，想和她见个面，她一直没有个态度。他又让人传话过去，她满脸伤感地看着窗外的柿子树，嘴巴哆嗦着说：“告诉他，见面能咋样？别见面了，免得闲言碎语。都这把年纪了，儿孙一堆，就算了吧！”
叙伦听到回话，沉默了半晌。他明白她的意思，更理解她的心情，只是到了这个年纪，他开始回望自己的人生，不免有点伤感。
俊明拿了几张这几年联系到的老同学写的证明材料，拉着叙伦到了县委组织部，找到了领导，将手里的材料递上去。领导一看这些证明都是大领导写的，一下子对俊明刮目相看，他赶紧拉来凳子，让他们坐下，递上茶水。俊明指着叙伦介绍着，说明自己来的目的，领导挠着头，为难地说：“这平反工作结束好几年了，这事最后还得上面做结论，可能没那么简单。”
俊明晃动着头，用老干部的目光盯着领导，轻轻地拍着桌子说：“小同志，我就是要个结论，难道共产党人改正错误还有时间限制吗？”
几句话将组织部的领导镇住了。俊明站起来，背着手在屋子走了几下，回过头手叉着腰说：“同志，我也不难为你们，说到底你们都是具体做事的，你只管帮我做个手续，递上去，我再找上面的领导。”
组织部的领导抽了几口烟，沉默了半晌，缓缓地说：“你的心情组织部门理解。这样吧！我找两个人做个笔录，将有关情况核实一下。”
俊明和叙伦来到另一间办公室。两个年轻人拿着纸和笔走进来，笑着让他们坐下。看了好长时间的材料，他们展开纸张，开始询问。每问一个问题，叙伦心里没有谱，总是看着俊明。俊明盼望这一天好多年了，自己的问题在脑海里不知过了多少遍，他指着叙伦，对问话的人笑着说：“他八十多了，记忆力不好！有些事得好好提醒一下，让他好好想一想。”
叙伦不停瞥着俊明，支支吾吾地絮叨着。俊明侧过头，将自己准备的答案洋洋洒洒说出来，问他对不对。叙伦摸着脑袋，笑着点头，随即附和几句。快结束的时候，俊明指着叙伦，不屑地对询问的人说：“你看就这个样子，还能当联保主任，你说国民党能不丢江山吗！”
叙伦颤巍巍地跟着俊明走出县委大院，俊明拉着他的胳膊抱歉地说：“不好意思，委屈你了！”
叙伦挺直腰问：“原来县衙的城墙、城楼咋不见了？记得当年我从西安回来，县长就是在城楼上给我接风的。”
俊明笑着说：“都拆了，包括城隍庙和那间寺院，都在破四旧的时候拆除了。”
叙伦驻足，望着原来城楼下那棵老槐树，不住地摇头。
回程在即，叙伦变得焦躁不安。叙德知道哥哥还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就是能见嫂子一面。他让儿子打听嫂子改嫁的那户人家在村里的位置。儿子骑着自行车在那个村子转悠了几圈，确认了大妈和家庭的住所。儿子回来说，大妈每天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都会牵着孙子在村西头的壕岸上转悠。
叙德蹲在哥哥对面，看着他不断地搓着脸，吐了口烟说：“你回来一趟不易，我让娃骑自行车带着你，到嫂子住的那个村子，你就在远处看上几眼吧！”
叙伦站起来点着头，跟着侄子到了壕岸的另一侧。他们蹲在玉米秆堆子边，默默地期待自己惦念多年的人出现。
初秋的夕阳柔和了许多，从树梢洒向村落，土墙和泥屋在夕阳辉映下，变得黄灿灿的。田间劳作了一天的农人，牵着牛，拉着架子车，或者扛着农具回家。村里的孩子嬉闹奔跑着，顺着壕岸流向村后的田野。一个老妪穿着灰色的粗布，头上顶着手帕，弯着腰，迈着罗圈腿，牵着孙子从村子走出来。侄子指着对伯父说：“大伯，那就是我大妈！”
叙伦呼地站起来，向前走了两步，愣愣地站在壕岸上的桐树下，呆呆地看着夕阳中蠕动着的灰色的影子。大影子牵着小影子，看见一辆归来的架子车，她将小影子放在车上，跟在后面，手在腰背后抡着，和路过的人说笑着。
叙伦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家乡，回到了伊犁建筑公司的宿舍，又回归到草原和城里退休杂合在一起的生活状态。他常常想起老家的人和事，他的心留在了塬上，更加感到自己和伊犁的生活格格不入了。他将古丽和孩子叫回来，说自己准备落叶归根，再回塬上的老家老去入土。古丽瞥了他一眼，茫然地笑着说：“我理解，但我不会离开草原，我不适应内地的生活。两个孩子回不回去自己决定。”
儿子摇着头，漠然地说：“自己家都在伊犁，老家我们想回也回不去了。您老家有一帮家人和亲戚，回去了，我们也就放心了。”
叙伦和家人吃了一顿手抓饭，儿子陪他到了乌鲁木齐，买好火车票，送他上了车。他眺望着远处的天山，又望着站台上少数民族的乘客，他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看这座城市了。
叙伦回到了槐树寨，他很难再吃到草原上的羊肉了，猪肉也是在特别的日子才会吃到。他不吃猪肉，忌了好多年的口，后来实在馋得不行了，也就不讲究了。塬上的饮食主要是蒸馍面条，想家的时候，他忘记了草原生活的优越，似乎家里的酸汤面和白面馒头，才是自己的所爱。回到塬上生活了一段时间，兄弟和侄子们将他视为家里的老人，刚开始归来时的各种优待慢慢没了。啃着冷面馒头，看着家人辛苦的劳作，叙伦不好意思作声，他忍受着多年养成的羊肉瘾，常常在在梦中想象着他和古丽策马草原，大口吃肉，恣意喝酒的畅快日子。他知道如果自己再回到草原，这把老骨头一定就葬埋在草原了，他就成了游荡的孤魂了。他明白了，人们将自己得到的东西，往往视为理所应当的，不会珍惜和在意，追求的通常是想要而又没有得到的东西，并在欲求的支配下，不断美化和粉饰这些东西。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扑过去，当发现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走了，才会感到初始原点的珍贵。
俊明落实了政策。他的言谈举止一下子变成了革命老干部。太阳出来的时候，儿子将躺椅放在门前的老槐树下，将茶缸放在边上的桌子上。他摇着扇子，手里攥着老式的石头镜，晃动着头从院子走出来，跷着二郎腿靠在躺椅上。手扶着玉石枕头，拿着《参考消息》，专心地看着，看到边上有几个人，他就摘下眼镜，颤抖地挥着手，讲解国内和国际形势。
农村的人很少见到《参考消息》，认为那都是高级领导看的报纸。定邦走过来，蹲在边上，低着头好奇地从后面看着报纸。俊明看见报纸下面伸过来一个头，他哗地折上报纸，定邦嘿嘿笑着。他用折起的报纸拍着他的脑袋，严肃地说：“这是国家给我订的。你们就是有钱，人家也不给你们订，得到一定的级别才行。”
叙伦没事的时候，从三队转悠到中堡子，看见俊明门前的摆设，他走过去坐在边上。俊明看到他过来，稍稍欠一下身子，挥手让他坐下来。他们一起追忆西安事变，叙谈国共合作，胡宗南进攻延安和中条山战事。俊明挥着手中的报纸，介绍这几天台海的局势，叙伦就会和他一起讨论台海未来的趋势，并对两岸的政策做出点评。槐树寨的人下地归来，聚在他们周围，津津有味地听着他们议古论今。这个民间讲坛就此形成了，就连在外面上学和干事的人回村，听了几位老者睿智的分析，都折服了，他们为自己是槐树寨的一员而骄傲。
麻娃听到叙伦回来了，等他来到叙德家看望他的时候，他已经回新疆了。他蹲在大门前，听定邦将俊明和叙伦吹嘘得神乎其神的，他抽着黑棒棒，有点不服气。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很少出门的麻娃，慢悠悠来到俊明家门前。叙伦看到他走过来，赶紧站起来走过去，拉着他的手，亲热得不得了。麻娃摘下黑棒棒，笑着说：“身体不行了，听说你回来了，就想着去看你，没有料到你走了。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家乡多好呀！”
叙伦摇着手，笑着应道：“不走了，也走不动了！落叶归根嘛！”
叙伦俯在麻娃耳朵，就像小时候开玩笑一样，坏笑着问：“还玩飞镖吗？”
麻娃愣住了，脑子闪过几个画面，随即应道：“共产党不让咱玩了，咱也玩不起来了！”
麻娃加入了槐树寨的论坛，他的神秘性引起了大家的好奇。他一般不作声，讲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就附和几句，等到边上有人追问的时候，他又不作声了。（未完待续）